[English] “hearts over heads: what remembering asks of us”
中文版由 AI 協助初譯，再由李紫彤細心校對潤飾，特別感謝他。若仍有不妥之處，都是我的。
清晨五點半，鬧鐘響了。
我按了貪睡。
九分鐘後，它又響了。
再按一次。
五點五十分，我終於坐起身，瞇著眼看著手機，撥給張則周前輩。他曾告訴我，他用的舊手機沒有鬧鐘，所以，在青年營期間，每天早晨都由我打電話叫他起床。
電話響了兩聲，他就接了。「早安！」他的聲音十分有精神，讓人很難相信當時不到早上八點。「如果六點十五分我還沒到遊覽車那，你就直接來房間找我。我已經穿好衣服了，只是可能又睡著了。」
半小時後，我到房間接他，一起來到綠洲山莊。我們走進中庭，水泥牆上，「守法守紀」四個紅字依然留在那裡。大約二十多位年輕人迎接我們，但沒有一個人的精神，比得上這位剛剛才被我叫起床的老人。
我參加的是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 。綠島曾是白色恐怖時期最著名的監獄之一。十九年來的每個夏天，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都會邀請政治受難前輩，以及投入轉型正義工作的學者與工作者齊聚綠島，將他們親身走過的歷史，交到下一代手中。
每天早晨，則周前輩都會帶著我們做一系列伸展與呼吸練習。（珍貴影像請見此。）他總說，正是健康的身體支撐著他走過生命中的一切。「你永遠不知道人生會遇到什麼，所以平常就要把身體顧好。健康就像打疫苗，只要身體好，無論發生什麼事，你都撐得過去。」九十八歲的人說這句話，幾乎沒有反駁的餘地。
大家站定位時，則周前輩提起，他今天凌晨三點就起床安排早操。昨天，他笑著說，自己因為愛講故事，常常不知不覺岔題。但到了營隊最後一天，他決意把握時間，把那些最重要的東西交給我們。因此，每隔幾分鐘，他都會從襯衫胸前的口袋裡拿出一張折得整整齊齊的小紙條，低頭瞥一眼，輕輕點頭，照著預寫好的內容繼續下去。
我們一起氣沉丹田、甩動四肢，朝著綠島漸漸亮起來的天空伸展。而則周前輩的講解，一路把道家思想和當代地緣政治，自然而然地揉在一起。
一個轉肩 — 談的是共同體。一次吐納 — 談的是生態。雙手在空中斜斜劃過，又成了對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一場沉思。
「低頭看看你腳下的土地、知道自己站在哪一塊土地之上。我們一定要扎根，不要老是往上看——川普就是一直往上看。你看看，現在世界變成什麼樣子。」
早操快結束時，則周前輩要我們蹲成弓步，一腳在前，雙膝微彎，雙手向外伸展。接著，他要我們彼此轉身相對，再把雙臂慢慢收回胸前，把彼此的精華都收進自己身體裡。
我向左轉，正好對上那位來自大甲、剛高中畢業的女孩。前一天晚上，她把筆記本遞給我，希望我讀讀她在營隊裡寫下的詩。當我把雙臂慢慢收向胸口時，我又想起她詩裡留下的畫面：一代又一代的人踩過綠島冷卻的玄武岩，以為那一直都是路。
1948年，張則周還是中國國防醫學院的學生。聽朋友說，台灣有他嚮往的思想自由，也有更好的教育環境，他便從上海來到台北。那時的他，一心只想讀書。
不到一年，國民黨在國共內戰失利，撤退來台，隨即宣布戒嚴。不久，則周因參加一場後來被當局視為叛亂組織的實用心理學讀書會，接下來的十一年，被輾轉囚禁於台灣各地監獄，包括綠島。
出獄後，則周和一群十幾歲的年輕人一起重新準備大學聯考。找補習班時，一位世交的女兒主動帶他去，後來也成了他的妻子。三十八歲那年，他終於回到教育中斷前的母校——台灣大學，完成學士學位。然而，「政治犯」三個字始終沒有放過他。他無法赴美攻讀研究所，此後數十年也一直活在監控之下。
後來，則周取得博士學位，並成為台大的教授。對許多人而言，這已經是一生職涯的巔峰。但他始終相信，好的教育不該只屬於能進入名校的少數。於是，他投入台灣社區大學運動，數十年來致力於公民教育。
來到台灣將近八十年後，則周前輩站在這座院子裡。當年，他曾在這裡被迫背誦三民主義。「我們常說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他一邊慢慢將雙掌向晨光推去，一邊對我們說：「可是，民主不會自己延續下去。我們要去奮鬥。沒有正義，就沒有民主。」
七月的太陽迎頭曬下來。我們沿著海邊的小路走著。還不到早上八點，我的襯衫就已經被汗浸透。就連迎面吹來的海風都是熱的，彷彿老天爺拿著一支巨大的吹風機，對準整座島嶼。
我們在一座碉堡前停下腳步。這原本是軍事設施，後來被監獄改成懲罰房。犯人被關在裡頭，白天忍受烈日曝曬，夜裡挨著刺骨寒風。漲潮時，海水會淹進來。蟲子爬滿身軀。有些囚犯在那裏被關押長達半年之久。
碉堡是我們那天早上其中一個駐足的點，我們跟著前輩一步步走過綠島，聽他們講述那些本該是他們青春盛年的歲月。
我們來到墓園。曾經受難的人，與曾經看守他們的人，如今長眠在同一片山坡上。我們為亡靈獻上一首歌。接著，每個人拿起一朵白玫瑰，分散走進墓園，在不同的墓前輕輕放下。
一路上，四位年輕的工作人員始終守在前輩身邊。他們同樣汗流浹背，一會兒替前輩撐傘，一會兒把迷你電風扇開到最大，再拿起紙扇輕輕搧風。
我們經過一座斑駁的水泥牌樓，上頭寫著「新生之家」，那是昔日新生訓導處的入口。前輩們提起，綠島還有另一種獨有的折磨：在新生訓導處裡，囚犯聽得見海浪，聞得到海鹽的氣味，卻看不見海。
我望向眼前閃閃發亮的大海，試著想像，日日夜夜都活在海的聲音裡，卻始終無法看見它，是什麼樣的感覺？每天醒來，聽見那樣遼闊、那樣充滿生命力的存在，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折磨？
它會不會日日提醒著你，自由其實就在伸手不及之處？
是否有人能從太平洋一波波不停歇的潮聲裡，得到些許安慰？
又或者，時間久了，人也就不再聽了。
臨床心理師彭聲傑三年前第一次來青年營。當時，他帶著一個目的：想找到一些像他一樣，願意在乎一個故事的人們。
在花蓮玉里醫院工作時，他照顧過一位名叫寧人的長者。寧人患有思覺失調症，也始終堅持自己曾在白色恐怖時期入獄。他也在獄中第一次出現幻聽。此後二十多年，他輾轉流浪、住進收容所，也進出精神醫療機構。但無論走到哪裡，他始終不斷訴說自己的人生，只是那些記憶常常零零碎碎，聽起來離奇得讓人難以相信。直到台灣開始推動轉型正義，檔案逐漸解密，研究者一點一滴拼湊出歷史紀錄，他的故事才終於獲得證實。
原來，寧人的叔公，曾任國民黨海軍總司令。但因家中遭受政治牽連，他也曾因公開高喊「中國共產黨萬歲」等言論，在白色恐怖時期入獄。就連他出獄後曾替國防部擔任線民——這段聽來幾乎不可思議的經歷——最後也證明是真的。
長年待在精神醫療機構，寧人反覆接受電療。他認為，這些治療傷害了他的記憶能力。彭老師問他，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能如此清楚、如此鉅細靡遺地記得自己的一生？寧人回答，因為他每天都在練習記憶。每天，寧人都會重新溫習中國近代史、自己的人生、最近的新聞，甚至前幾天和別人的對話，只為了不讓自己忘記。
當寧人說想寫一本回憶錄時，彭老師立刻支持他，也決定陪他一起完成。只是，他很快就發現，自己根本不知道該從哪裡開始。於是，三年前，彭老師來到青年營希望找到人願意與他一起投入。「有人願意幫忙逐字稿嗎？有人願意查證史料嗎？有人願意編輯書稿嗎？」一隻隻手舉了起來。短短幾分鐘，一個團隊就這樣成形了。如今，三年過去，一本書完成了，甚至，也拍完了一部紀錄片。彭老師再次站在青年營的講台上，告訴我們，三年前的那次開口，後來長成什麼模樣。
如今，彭老師已是青年營的固定講者。每次來，他都會錄下學員想對寧人說的話，再帶回花蓮給他。寧人如今已年屆八十，身體狀況不允許他遠行。今年，彭老師帶回了三十多段影片。一段一段播放時，會看見寧人對著手機裡的一張張臉微笑、揮手，和那些影片裡的年輕人聊天，彷彿他們真的就坐在寧人面前。
青年營結束幾天後，彭老師傳給我一段兩分鐘的影片。寧人戴著他招牌的鮮紅色帽子，回應著青年營學員對他的問候。「你們對我的印象還不錯。」他笑著說。停了一下，又接著說：「看到你們的影片，我很感動。現在的年輕人跟以前不一樣了。聽他們問我的話，聽我的話，好像都是很願意的。而且對政治上的看法，一看就知道是真確的。」
有一天，我和一位來自台南的十六歲女孩沿著海邊散步。我只是隨口問她一句：「你為什麼會來參加青年營？」沒想到，她突然哭了出來。我伸手抱住她，跟著她的呼吸，一起慢慢平靜下來。
她告訴我，在學校，她常常因為關心轉型正義而覺得格格不入。同學笑她，竟然想看鄒族領袖、白色恐怖受難者高一生的紀錄片。媽媽也不明白，為什麼她會對這些事情感興趣，更不懂這和課業、未來有什麼關係。但在這裡，她第一次遇見了一群和自己問著同樣問題的人。在這裡，她不用替自己辯解，也不用一再解釋，為什麼這段歷史值得在乎。
另一位來自高雄的十六歲女孩，一邊吃著排骨便當，一邊告訴我，她平常幾乎不敢聊任何跟政治有關的話題，除非同時符合兩個條件：第一，對方是很熟的朋友；第二，立場和她一致。她很害怕被貼上政黨側翼的標籤。
來自台中的 J，就讀資訊工程，穿著一件洗得有些褪色的 Pokémon T 恤。他說，去年看了一部白色恐怖紀錄片後，便報名參加青年營，想親自見見走過那段歷史的人，也想回答自己心裡的問題。朋友毫不留情地笑他：是不是被民進黨洗腦了，還是趁著參加人權營去把妹？不然，誰會把暑假花在一個人權營？喜歡歷史也太認真了吧。轉型正義？簡直是社交自殺。
和這些聰明又敏感的年輕人聊天時，他們一再提到，自己因為對轉型正義感興趣，而被身邊的人排擠。他們幾乎沒有機會練習如何面對面地探討政治。他們在十幾歲就有了第一支智慧型手機，因此，，政治討論幾乎都是在網路上發生。長大過程中，他們躲在匿名帳號和頭像後面，看著一場討論迅速淪為互相辱罵。
我不禁想起，自己的政治養成，正好和數位文化的興起交錯而過。我十四歲才第一次上網。撥接上網的年代，在 AOL 聊天室（a/s/l?）聊天、潛水在 drum n bass 的 IRC 頻道，都得坐在家裡唯一那台笨重的電腦前，還需霸占電話線好幾個鐘頭。到了大學時代，進入二十幾歲，政治則是發生是在學生報社的沙發上、校園草地上、遊行現場、晚餐餐桌旁，那是一次次聊出來的。
冒著被當成又在說「我們那個年代……」的老人的風險，我還是覺得，我成長時的網路世界，和今天根本不是同一回事。我們也會吵架，也會因此情緒激動，但還是看得見彼此的眼睛。問題和分歧，是一起慢慢摸索出來的，不是表演給一個看不見、沒有盡頭的觀眾。我二十五歲加入 Twitter，當時只是想認識一些和我一樣著迷於 cradle-to-cradle 設計的人。是到二十歲後期，我才有了第一支智慧型手機。
聽著他們描述自己有多害怕，害怕現實中的政治討論也會像網路上一樣，以羞辱和攻擊收場，我心裡忽然湧起一股說不出的溫柔。
這些年，與身邊的人們一起穿越那些混亂而艱難的對話，我看過政治立場南轅北轍的兩方，因為好奇、因為善意，最後成了朋友。我也看過有人在試著表達自己想法時，才第一次明白，自己相信的是什麼；也有人，因為聽見他人的故事，而慢慢改變了自己的看法。這些高中生還沒有機會經歷這些，這並不奇怪。真正讓我擔心的是他們因害怕而不敢嘗試。
如果年輕人不再相信，人與人之間可以跨越差異、共同思考，那我們失去的是什麼？
只是，即便同儕訕笑，J 還是來了。去年，他聽得陳欽生前輩的分享，哭得泣不成聲。（我也是，而且不只一次；我曾寫過，生哥如何影響了我走的路。）今年，他回來了，這次是志工。就在兩個夏天之間，他對人生的想像開始改變。談起未來，他眼裡閃爍著光，彷彿終於找到自己想全心投入的世界。他為自己是否適合走資訊工程這條路而苦惱，也猶豫著是否該在大三時轉系。他告訴我他仍然喜歡電腦，但現在，他開始追問另一個問題：什麼樣的事情，值得一個人用一生投入？
最後一天，所有學員分散到綠島各處，挑戰是在路上邀請陌生遊客加入即興導覽，由他們親自分享這幾天在青年營學到的故事。正值旅遊旺季，大多數來到綠島的人，是為了海鮮和浮潛。看著午餐時還熱情洋溢、滔滔不絕的孩子們，一站到陌生人面前，瞬間又變成一尊尊僵硬的雕像，我忽然被這樣的反差打動了。
接連被幾組人婉拒後，他們主動替一家人在觀景台拍照。按下快門後，才笑著告訴對方，這裡叫做「鬼門關」，也是當年政治受難者走向監獄時必經的路。要不要，一起來聽聽這段歷史？
爸爸手臂刺滿刺青，立刻點頭答應，說難得出來玩，也想讓孩子學點東西。媽媽穿著虎紋內搭褲、擦著鮮紅色口紅，一邊拿起手機拍下學員們導覽的樣子。一雙兒女年紀和導覽員相仿，臉上則掛著青少年孩子特有的冷淡表情。
他們一同走進監獄，從一間房走到另一間房。直到牢房前，一位學員向這個家庭開口尋問：「你們猜，這裡最多關過幾個人？」
一路上表情冷淡的青少年聳聳肩。「六個？」
「最多二十個。」
這位青少年的表情，微微動了一下。
下一站，我們來到一間毫不起眼的小房間。門口的牌子只寫著「木工工場」。一位學員說起，那天早上，一位前輩才告訴他，曾有一位受難者在這個房間裡三度尋死，第三次終於成功。所有人都沉默了。牌子上沒有提到這段歷史。那兩個青少年，也不再低頭滑手機。
導覽結束時，媽媽向學員們道謝：「你們真好。」兩位孩子也靦腆地笑了。學員們也挺直了腰桿。
看著眼前這群年輕人，我很難把他們和外界常加諸於他們的刻板印象連在一起：脆弱的「草莓族」，或是所謂的「民主富二代」，彷彿他們只是繼承了前人爭取來的自由，從未為此付出代價，因此也不會珍惜。
但眼前的這些年輕人，選擇把一整個星期的暑假，花在閱讀轉型正義檔案、認識原住民族至今未完的轉型正義，並在深夜聊著，該如何把這段歷史繼續傳下去。而他們投入其中的認真，也讓那些刻板印象不攻自破。
最後一晚，綠洲山莊的中庭散落著一台台筆電和一本本筆記本。學員們正忙著準備成果發表。墨色的夜空綴滿繁星，一圈圈年輕人圍坐在一起，一邊吸著愛玉，一邊剪輯影片、修改桌遊、討論該怎麼分享這幾天學到的東西，以及這些學習對自己的意義。
我看著其中一組一遍又一遍練習上台報告，第一天見面時的羞澀早已消失不見，不禁想起短短四天，竟然能改變一個人這麼多。
在這樣的年紀，若能找到一個地方，讓你終於不必再為自己所珍視的事物辯護，該是多麼令人鬆一口氣。
而當你還在摸索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人時，就能遇見一群和你一樣在乎、同樣願意認真投入的人；在這個世界還來不及說服你：「花那麼多力氣在乎，其實很天真。」之前，就先知道自己並不孤單——那是多麼珍貴的一條生命線。
晚上九點半左右，我離開還圍坐著吃愛玉的人群，悄悄走進樓上的會議室。每天的工作檢討已經開始了。二十多位志工——大多是曾經參加過青年營、如今已是大學生的學員——圍坐在四張併起來的長桌旁。其中有陳文成基金會的龍三，坐在他身後小板凳上的，是弟弟龍四。整個營隊期間，我第一次看見兄弟倆坐下來。他們總是不停地移動：替志工找咖啡、搬器材、開車、倒垃圾、照顧前輩。
桌上攤著附近鹹酥雞店的紙盒。大家盯著電腦，心不在焉地用竹籤叉起炸雞和炸豆腐。有時聽別人說話聽得太專心，食物就這麼掛在嘴邊。
學員們陸續提出問題。有人提起，生哥分享完母親的故事後，是不是沒有足夠的時間休息？—— 那天早上，生哥重新走進回憶中：他的母親從馬來西亞輾轉來台、終於在綠島找著未見多年的他。他站在當年與母親隔著玻璃、只有十分鐘見面時間的會客室裡，唱出那首帶他重返長達十二年痛苦牢獄記憶的歌。唱完後，他明顯還沒有平復 — 我們要如何確保，前輩們在分享完自己的故事後，有足夠的空間與支持，重新安頓自己？
接著，又有人提出另一個問題。下午有個活動，學生被關進牢房裡寫家書。但大家發現，準備的信封好像不太對，不符合那個年代的樣子。接下來十四分鐘，整間會議室都在討論信封：到底該用直式還是橫式？地址應該寫在哪裡？郵遞區號的方格不是七○年代才開始有的嗎？如果訂做符合年代的信封，預算夠不夠？經費並不寬裕，但大家都覺得，這些細節很重要。
有位前輩因為年紀大了，記憶開始出現落差。我們該怎麼溫柔地修正事實，又不傷害他的權威？
有位學員導覽時講錯了幾個地方。我們該怎麼幫助他進步，又不澆熄他的熱情？
有些前輩在晚上的追思晚會看不清楚歌詞。下次是不是該準備平板，把字放大？還是用投影機？
陪伴前輩一路走來的妻子們，又該怎麼鼓勵她們說出自己的故事，讓她們知道，她們的經歷與苦難，同樣重要，而不只是丈夫的？
快到午夜時，討論漸漸慢了下來。鹹酥雞吃光了。大家靠在椅背上，揉著眼睛，伸展痠痛的肩背。偶爾有人抬頭看一眼時間，又低下頭，彷彿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比眼前這場討論更值得待著。
當大家花了漫長得不可思議的時間討論信封時，我一邊在筆記本上亂畫，努力讓自己不要睡著，一邊忽然意識到距離我上一次做制度民族誌研究，竟然已經十年了。那時，我花了一整年跟著 USAID 的官僚，在烏干達、辛巴威、印尼和華盛頓之間移動，觀察國際發展計畫如何運作。那些會議裡談的是效率、成本效益、規模；一件事情有沒有價值，取決於它能不能被量化、被證明。
但在這間會議室裡，沒有人懷疑這份工作的價值。而正是這份篤定，改變了整場會議的質地。志工們願意花很長的時間討論歷史細節，也願意反覆推敲，怎樣才能把前輩照顧得更好。記憶不是一種抽象地等待保存的東西，而是在一個又一個細微、親密的選擇裡，被實踐出來的。
看著他們，我忍不住想，也許青年營之所以能做得如此成功，部分原因在於：它主要由一群年輕人共同照料與維繫；而他們還沒有被要求，在一份份資助申請計畫書和成果評量框架裡，為這樣的關懷證明其正當性。他們之所以能把「如何更溫柔地照顧彼此」當作最重要的準則，是因為龍三替他們承擔了對外的一切——替這份工作發聲、證明它的重要，並把它翻譯成制度聽得懂的語言。
不知怎麼地，我開始對這群年輕人升起一種想保護他們的心情。我猜，再過不久，他們之中的許多人，也會開始埋首於一份又一份補助申請，在捉襟見肘的預算裡，努力擠出照顧彼此的空間，一次又一次向別人解釋，這份工作存在的價值。但至少現在，他們仍有餘裕，可以只去思考一個問題：我們如何更好的照顧彼此？
我希望，這樣的時刻，能為他們延續再久一些。
三年前，在我搬回台灣之前，我和爸爸一起去了綠島。我們家有一位親人在白色恐怖時期失蹤，直到今天，我們都不知道他去了哪裡。他的名字沒有出現在官方檔案中，我們也始終找不到任何關於他的紀錄。
不知為何，爸爸一直相信自己的親人或許曾被關在綠島。三月一個微涼的午後，我們一起站在紀念碑前，一個名字、一個名字地讀著石碑上刻下的姓名，試著找出他的名字。最後，我們還是沒有找到。
我之所以回到台灣，一部分是希望從台灣在轉型正義上的經驗學習，也期盼能為更漫長的集體清算與修復盡一份心力——無論是面對白色恐怖，還是原住民族所經歷的歷史創傷。多年來，我一直投注在世界各地關於記憶、暴力與修復相關的議題，也因此，我特別想知道自己的家鄉，是如何與過去搏鬥。
過去兩年，我花了許多時間穿梭於博物館、演講、工作坊與各種紀念活動間。它們讓我理解台灣如何與自身痛苦的歷史周旋，以及轉型正義的機制，曾取得什麼成果、面臨什麼侷限；然而，對於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承接並延續這些歷史，他們卻幾乎沒有著墨。如今的我大致明白，制度如何協商與形塑集體記憶，但直到來到這個營隊，我才真正看見人們是如何照料、如何實踐這份記憶的。
則周前輩天還沒亮就起床，細心準備每天的早操。生哥一次又一次唱起那首獻給母親的歌，即使每唱一次，都彷彿重新經歷心碎。寧人每天反覆述說自己的人生，不讓任何人奪走他的故事。彭聲傑始終以極深的敬意陪伴寧人，也如此對待每一位說故事的人，並邀請更多人成為傾聽者與守護記憶的人。年輕人即使得忍受朋友的嘲笑，仍願意留下來，因為他們相信，這段歷史值得被記住。多年來，有數百位年輕人知道，見證並不足夠——他們也想一起承接這段歷史，努力建造一個再也沒有人必須親身經歷這些故事的台灣。
我原本以為，青年營是在教歷史。但看著學員們苦惱著，自己究竟能為台灣這個年輕、美麗，又讓人傷透腦筋的民主社會做什麼——J 猶豫著是否放棄資訊工程，C 則拿出自己的休假日當志工——我才慢慢明白，它同時也在幫助人們回答另一個問題：當我們選擇記得，這些記憶究竟要求我們做些什麼。
三年前，綠島很安靜。那是淡季。我和爸爸幾乎獨自走遍整個紀念園區，只為了尋找一個始終沒有找到的名字。我還記得，他帶著那份沉重，登上回程的渡輪。
這一次，我在黃昏時再次回到紀念碑前，一手拿著白玫瑰，一手拿著電子蠟燭。同一個地方，卻充滿交談與訴說的聲音。前輩指著自己的名字，也指著朋友和家人的名字，說起那些他們曾經失去的人。陪我們同行的教授們，則指著那些前輩的名字——在那個投入轉型正義仍可能付出職業與社會代價的年代，是這些前輩帶領他們投入其中。說著說著，有人紅了眼眶，也有人哽咽落淚；而就在那些名字之間，他們也重新看見自己走上這條路的起點。
我們家，還是沒有找到那一個失落的名字。
可是離開時，我卻帶走了更多名字。
參加一群台灣年輕人的營隊，就得學會各式各樣的拍照手勢。我原本以為自己已經掌握了基本款：雙手愛心、手指愛心、臉，愛心、兩個人一起比的大愛心。沒想到，每次一拿起相機，工作人員總會喊出新的動作——大多還是以前輩名字發想的諧音梗。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則周前輩也決定貢獻一個自己的招牌動作。每次拍照，他都會把雙手舉到頭頂，比出一顆愛心。慢慢地，大家也跟著學了起來。有天晚上，追思晚會結束後，攝影師請大家把電子蠟燭舉到胸前，則周前輩卻把蠟燭穩穩頂在頭上，再用雙手把它圈成一顆愛心。
自然而然地，大家也做出這個動作。
營隊結束時，則周前輩的比心已經成了每次合照固定動作。整整四天，他一次又一次回到自己生命中最艱難的歲月；而不知怎麼地，這就是他想留給我們的最後姿勢。
從綠島返回台東的渡輪上，船身隨著海浪劇烈搖晃，我含著酸梅壓下暈船的不適，龍三跟我說起他和則周前輩的一段對話。在籌辦青年營十六年後，他忽然意識到，有一個問題，自己從來沒有問過。
「經歷了這一切，如果可以重新選擇，你還會想出生在台灣嗎？」
「會。」
則周前輩笑了。
「我會。」
他停了一下。
「因為，我想親眼看看，台灣變得有多好。」
非常感謝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讓我有機會跟著大家一起參加這次青年營。也想好好謝謝所有前輩、老師和年輕人，這麼慷慨地向我敞開心，也願意把你們的故事交給我。這幾天對我來說真的非常珍貴。你們分享的好多東西，我到現在都還帶在身上，也還在慢慢消化。
也要大大感謝攝影師蘇悅和廖行寬，用鏡頭如此有詩意地記錄下這幾天；也謝謝青年營和陳文成基金會讓我可以在這裡跟大家分享。特別感謝李紫彤，花了好多時間和心力幫我仔細看過中文版。
如果這篇文章有任何地方讓你有所感觸，或讓你冒出了一些問題，我都很想聽聽你的想法。歡迎在下面留言，也可以寫給我。我也還在繼續梳理這些思考，所以你的想法對我真的很有幫助。如果你也想到可能會對這篇文章有興趣的人，也歡迎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