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痛苦被歸還為歷史
關於轉型正義、「結束」的神話，以及修復的螺旋運動
本文在 AI 協助下翻譯，並由我媽媽黃德珍（謝謝！）與我一同校閱。已盡力忠實呈現原文，我的中文仍在學習中。這是我第一次嘗試將寫作翻譯並以中文分享，希望能與在這裡的朋友交流。若有未盡之處，也邀請你在這樣的脈絡下閱讀，多多包涵。如果這些內容對你有所觸動，也很想聽聽你的想法 🤍
當投影片一轉換，前排大約就有二十隻手臂同時舉起，手機便高高舉著，急著收集證據。坐在我前方的長者——幾乎都是男性，許多人拄著拐杖——整整兩個小時身體都微微前傾，非常注意地聆聽，恐怕漏掉任何一句話。
起初，我不免對這種動作劃一的場面感到有些莞爾——只要新的投影片一出現，就看見一片手機森林。但後來我開始省思，這些影像對他們意味著什麼：那些電報、日記、零碎的官方紀錄，也許能拼湊出他們家人曾經所經歷的苦難，卻長久被隔絕在外。如今，被投映在博物館的螢幕上，可以很快被帶回家，那是一種遲來已久的昭雪。
我們在台北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聆聽歷史學者陳儀深發表他對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中應擔負責任的研究。當年國民黨鎮壓民間抗議，引發全島性的屠殺。多數關於二二八的敘事，都將責任歸咎於當時的行政長官陳儀；但這位歷史學者拒絕接受那種彷彿暴力只始於陳儀、也止於陳儀一人的說法。
他在螢幕上投出一張蔣介石與陳儀在日月潭同船而行的照片，語氣幾乎帶著一點勝利感「他倆顯然非常親近。」
接著投影另一張影像：一封1947年陳儀發給蔣介石的電報，3月3日，陳儀已經向蔣請求調兵支援。
然後又投影一頁蔣介石的日記，證明他知道陳儀對台灣情勢有所扭曲，但仍選擇保護他。
數十年來，蔣介石的日記一直掌握在家族手中，對公眾與多數台灣歷史學者都無法接觸。2004年，蔣家將日記轉交給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一個與冷戰反共知識體系緊密相連的檔案機構。對許多試圖理解那些撕裂他們生命事件脈絡的家庭而言，這位獨裁者最私密的思想檔案卻存放在一萬公里之外，被一個美國機構所持有，用來鞏固蔣介石作為「自由世界捍衛者」。
研究者只能親自出國查閱（對許多人而言幾乎無法負擔），坐在胡佛的閱覽室裡只能手抄段落，因為複製受到嚴格限制。即使在民主化數十年後，關鍵內容仍被刪節；以致我們對過去的理解，至今仍得按照蔣家所允許的節奏前進。直到2023年，在漫長的法律爭議之後，原始日記才終於回到台灣。
這位教授演講在國台語之間切換——國語是官方記憶的語言，而當他想說出自己對蔣介石真正的看法時，便轉向台語。他的聲音壓著一股持續的力量。
在我自己關於轉型正義與修復正義的工作中，我常試圖抗拒過於清晰的道德二分，去鬆動受害者與加害者、清白與罪責之間過於整齊的界線。因此，那個房間裡過於整齊的說法讓我感到不適——彷彿一切都可以被還原為一個人的責任。
但也許，事情真的就這麼簡單。
命令就是他下的，責任就在他身上！
每當手機再次舉起，我都會想到，對在場某些長者而言，這樣直指加害者的話語有多麼難得——而就在不久前，連說出加害者的名字都不可能。僅僅說出「蔣介石」，直白地說「是這個人負責」，本身就是一種修復。
這些坐在前排拍照的人，經歷過島上豎立四萬五千座蔣像的年代，經歷過他的肖像掛在每一間教室的時代，經歷過說台語會被體罰的日子。有些人用了一輩子尋找親人的下落或哀悼親人，而國家卻始終否認有任何不對，彷彿一切如常。甚至就在三年前，我們還親眼看著蔣介石的曾孫當選台北市市長。
靜靜坐在國家博物館裡，聽見蔣介石的罪行被逐條梳理，是什麼感覺？聽見那個長久以來祕而不宣的故事，終於被公開，又是什麼感覺？
講座結束後，我問了幾位長輩：您們為什麼來？您們感覺如何？有些人帶著一點戒心地看著我。也許我說的國語太標準，帶著一點書卷氣，不太像在地人那樣自然。人群散去時，我才意識到自己比在場的人年輕了好幾十歲。也許他們猜想：我會不會是從另一邊來的？
有一位長輩回答：這才是我們真正的歷史。我們能做的，就是把真相說出來。說完，他便慢慢走了出去。
我反覆思索，聽見這一切被說出來，究竟意味著什麼？暴力確實發生過，而且來自於國家。那個自稱保護國家的男人，正是下令殺戮、鎮壓老百姓的人。在經歷了國家幾代的否認與壓制——被要求遺忘、保持沉默、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的活著——之後，終於將你的痛苦歸還為歷史。
也許，身體會鬆開一點。
也許，肺裡能多進一點空氣。
過去對我們的提問
幾天後，我來到一個完全不同的場域。
2月28日那天，我去了共生音樂節—— 一個由年輕人發起的活動，紀念二二八事件以及其後數十年的白色恐怖。這個音樂節始於2012年，當時一群學生行動者對官方紀念活動日益流於疏離與儀式化感到不滿，於是嘗試創造一種更有生命力、更具參與感的形式，讓這段記憶能夠和當下對話。
今年活動在自由廣場舉行——這個地方在2007年轉型正義的第一波改革中，由中正紀念堂廣場所更名而來。但紀念堂內，一尊巨大的蔣介石雕像仍然矗立著，關於是否移除的爭論已持續多年，整個廣場本身，也仍是一個持續被爭奪的場域。
那一天，整個場地充滿動能：舞台上樂團在調音，志工在攤位之間來回穿梭，人群圍繞著「真人圖書館」的講者不斷聚集又散開。展覽邀請大家重新認識二二八，並把自己的感受寫進一面不斷擴展的記憶與想像之牆。廣場一側排滿了各式公民團體：有心理師提供倖存者諮商資源，有獨立書店販售關於台灣民主運動的書籍，也有紀念團體推動高中生白色恐怖學習之旅，以及為倖存者舉辦的人權辦桌。
現場的人在音樂與對話之間流動：有人聽原住民行動者談白色恐怖對其社群的影響，有人了解LGBTQI+權利運動，也有人現場報名環境正義的行動。整體氛圍既有電流般的張力，又同時向後回望、向前延展：這些權利，是經過極大痛苦與掙扎才得來的——而我們必須去運用它。
我第一次參加共生是在2023年，那時我還沒有搬回台灣。也正是這樣的場景，讓我開始想像，轉型正義也可以是這個樣子：歷史無所不在，不被視為一個已經癒合的傷口，而是一種仍在被共同處理的繼承。
我看著年輕人開始一場政治辯論，發現討論可能會持續很久後，大家乾脆在地上圍成一圈坐下，背後舞台的音樂仍在進行。我也看見許多人在文字展前駐足許久，一字一句仔細讀完。在每一個互動中，都有一種安靜卻堅定的意識：我們必須珍惜這份自由，也承擔來自前人的責任——這與我過去習慣的修辭閃避與官僚推託形成鮮明對比。我記得當時感到一種幾乎帶著驚訝的振奮：原來轉型正義也可以這樣呈現與發展。
現在我已經住在台灣了，這仍然是我最喜歡的活動之一，每年都會回來。
我總是被主辦者的年輕所打動——多半是學生或剛畢業不久的人。每一年，志工們都會一起研讀白色恐怖的歷史，閱讀舊時的檔案、證詞與文本，再將其重新轉譯到當下的思維。這個已經來到第十四屆的音樂節，每年都策劃新的展覽，尋找新的方式理解過去，並讓被邊緣化的視角被看見。今年的展覽「戰場也是圓桌」，正是關於二二八記憶如何持續被爭議，以及民主如何需要一個能讓不同記憶相遇的空間。
我原本以為，這樣的活動多半會由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後代主導。在我過去的工作中，記憶工程通常由仍在尋求承認與修復的群體推動；那些從壓迫中受益的人，很少主動去檢視自身的繼承。即使他們進入對話，往往也會落入一種熟悉的僵局：如果所有財富的根源都與剝削相關，那麼究竟還有什麼可以被釐清？又有什麼真的能被修復？這類提問看似謙遜，卻也常成為出口——承認前提，卻迴避其後果。
因此，當我得知其中一位主要策劃者，是邱創煥的孫女時，我感到震驚。邱創煥曾任內政部長，後來也在白色恐怖時期出任行政院長，是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的重要官員。
成長過程中，張念存注意到一些細節：家裡的櫥櫃總是擺滿珍貴食材——烏魚子、燕窩——這些昂貴的禮物總是無聲出現。她從小被告知祖父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但每當餐桌上談到政治，話題就會被打斷。大人總是這樣告誡她：「不要談政治。」後來她才明白，那其實是隱藏著另一句話：不要談政府做過的那些壞事。
慢慢地，新的問題浮現：為什麼他們家住在大安區——台北最富裕的地段之一？那些理所當然存在的生活條件，是從哪裡來的？又是誰付出了代價？
重新檢視家族歷史讓她感到動搖——公開談論祖父的角色，讓她與母親之間產生緊張的關係，但念存仍然選擇繼續，即使這意味著說出那些最親近的人所不願面對的事情。
在一次分享中，她提到，讓她開始鬆動「受害者／加害者」這些分類的，並不是歷史書，而是家中那些困難的對話。她逐漸理解，這些標籤往往過於簡化了經驗；人與過去之間的關係，比這些分類更混雜、更糾纏。
我在今年的音樂節上再次感受到這種態度。在一場週六晚上八點仍然擠滿人的展覽導覽中，一位志工對觀眾說：「這是我們對這段歷史的一種詮釋，但還有很多不同進入的方式，也有許多值得被聽見的觀點。我們希望你們找到自己的觀點，也願意傾聽彼此。」
她的話一直留在我心裡。博物館裡的長者，是為了尋找那些長久被剝奪的東西而來：找到證據，經過確認，終獲昭雪。在經歷長時間的沉默之後，這樣的需求不但可以理解，更是面對這段歷史的必要。
而這些年輕的策劃者，則從另一個起點出發。他們不太在意所謂的最終定論，而更希望打開空間，讓更多人能夠進入對話——更接近記憶研究學者 Michael Rothberg 所說的「多向度記憶」；在其中，不同歷史的觀點不是彼此競爭或封鎖，而是在彼此交織中得以加深。
那晚，我喜歡的一個在地樂團百合花用台語作為壓軸演出。台語曾在我爸媽的年代被禁止，而我到現在其實還是聽不太懂這個語言，但它的力量，某種程度上仍在我身體裡共鳴。
回家後，我查了歌詞：
顛倒是非 為著欲坐大位
傷天害理 無講道理
無照天理 無照甲子
我又想起博物館的那場講座：手機一排排舉起，急著抓住證據；而在這裡，手機同樣閃爍於人群之中，但問題已經不同。下一代要問的是：既然我們知道了，那接下來要怎麼辦？
我們究竟繼承了什麼？
分散、持續、反覆生成的修復
多年來，我一直被一個問題糾纏：社會要如何面對政治暴力的餘波——我們該如何理解過去，又彼此之間欠了什麼。2023年10月8日，我抵達柏林，參加一場關於跨國團結的會議，親眼看見「不再發生」這句話如何被扭曲，並合理化對巴勒斯坦人的犧牲，用以安撫德國自身的歷史愧疚。從那之後，在我的工作與生活中，我不斷回到一個問題：制度性修復的侷限，以及它的可能性。
政治學者 Jamie Rowen 指出，轉型正義最初之所以吸引人，在於它的可塑性：它能同時容納多重，甚至彼此衝突的目標，並在不同情境中轉換形態，但這種開放性也有代價。在實踐中，推動真相委員會（這個領域的核心機制）的人，往往對「正義」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誰該負責、什麼才算問責、哪些歷史應該被承認——甚至出現彼此對立的群體同時支持同一個委員會的情況。在這樣的條件下，這些機制最終反而鞏固了原本想試圖處理的觀點分裂，也就不意外了。
隨著時間推移，轉型正義逐漸成為一個全球產業，由捐助者與非政府組織主導，擁有一套關於如何「處理記憶」的最佳實踐，卻未必知道如何與記憶共處。在不同脈絡中——從南非到巴爾幹，再到秘魯——批評其實相當一致：暴力被收編進入國家認可的敘事之中，複雜性被抹平。倖存者被要求作證，卻缺乏足夠支持，甚至在過程中再次受到創傷。報告與建議雖然有結論，卻缺乏約束力，結構性的不正義依然存在，但國家主事者卻宣稱已經完成問責。
台灣也不例外。（若想了解台灣轉型正義歷程的一個深具洞見的入門介紹，我很推薦郭怡慧與吳孟軒撰寫的這篇文章。）所謂的轉型正義，長期以來主要聚焦於白色恐怖，這樣的框架以漢人受難經驗為中心，卻將更長久的原住民族歷史——包括剝奪、暴力、土地掠奪與文化抹除——置於邊緣。雖然蔡英文總統已於2016年向台灣原住民族正式道歉，但這些不正義多半被分流至另一套機制之中，停留在象徵層次，缺乏相應的權力與資源。即使在白色恐怖的處理過程中，也有批評指出，制度辨識了受害者，卻未指認加害者，加劇了社會分歧，並提供了補償，卻缺乏相應的問責。造成這一切的政黨——國民黨——至今仍是台灣政治中的核心力量之一。
這套正式機制在2022年告一段落，但那個「結束」更像是行政程序的告一段落，而不是人們生命經驗中的真正轉變。畢竟，故事並不會隨著國家調查結束而終止。在這些島嶼之上，也在那些承受過難以想像傷害的社群之中，其他形式的回應還在繼續發生。這些親密的、日常的、關係性的實踐，並不試圖為過去畫下句點，而是提出更困難的問題：這段歷史，對未來——以及對我們每一個人——究竟提出了什麼要求？
我原本打算在幾週前就發出這篇文章，作為二二八紀念週末之後的一些反思。但隨著我參與越來越多活動，每一個場域都打開了一種略有不同的觀看方式，我的理解也隨之不斷轉變。直到我意識到，我試圖抓住的，其實無法被任何一組經驗所捕捉。台灣的轉型正義，要分散得多，也因此無法被任何單一經驗或框架所概括。
它存在於高妍的漫畫《間隙》中。四冊畫本中，她以節制而親密的畫面，描繪一位台灣年輕女性逐漸理解這個國家被壓抑的歷史——以及當你意識到自己生命的背景，其實是由未曾被允許看見的暴力所構成時，那種靜默而持續的失衡感。（先來一窺書中的內容。）
它也存在於像「自由路上藝術節」這樣的場域裡，我曾參加一場名為「救星製造」的互動劇場工作坊。我們被分配為一個虛構政黨宣傳部門的成員，需要設計紀念物、建構英雄敘事，並製作歌頌領袖的視覺形象。
讓我震驚的是，大家迅速地進入了「忠誠黨員」的角色，即使我提出質疑，也沒有人真的願意跟進。最後，一位參與者說：「原以為反抗很容易，但在群體壓力下，要起身說『不』竟如此困難。不知道要到什麼地步，大家才會起身反抗？」
這個工作坊做到的，是任何真相委員會或檔案館都難以做到的。它讓人切身感受到，威權不只是自上而下施加的，也是在順從、沉默與日常讓步之中，被共同生成的。那種「平庸的邪惡」，不再只是我們在腦中理解、在語言中批判的概念，而是進入身體，留下某種難以消散的不安。
它也存在於「台灣反侵略日歌唱節」中，這個活動受到愛沙尼亞「歌唱革命」的啟發。在那裡，群體歌唱曾成為對抗蘇聯統治的方式；在台北，樂團用台語唱著關於家鄉與政治受難者的歌，以及關於渴望、失落與被奪走的未來。他們更像是一種當代的民間儀式團體，召喚、承接並照料集體的悲傷，以及由此生的意志。
其中一首歌〈拜請〉，來自裝咖人，取材自林秀媚的故事。她對在二二八鎮壓中被公開處決的丈夫盧鈵欽——一位嘉義的政治行動者——的無奈傾訴。這首歌表達的是：當公平正義未被認定，逝者的哀悼無法完成，歷史本身也仍舊塵埃未定，我們該如何繼續走下去？
或許，這些文化性聚集所做的，是讓我們能夠共同承接悲傷——賦予它形式、聲音與節奏——讓它不至於壓垮，而是成為行動的動力來源。
在這些場域裡，我能感受到一種拉力，想要徹底轉身離開制度性的框架，把重要的東西全部安放在這些親密而細膩的文化實踐之中，把它們視為更人性、更有生命力、更真實。但這同樣也是另外一種逃避。
因為造成傷害的條件仍然存在。我們不能讓那些結構原封不動地延續，卻仍稱之為正義。在台灣，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更深刻地面對自身作為一個定居殖民國家的歷史——不只是文化或象徵層次，而是涉及土地、治理，以及原住民族被迫生活的條件。
但同時也越來越清楚，僅靠正式的正義機制，無法真正回應我們所面對的問題。因此，問題不在於國家由誰主導，或者公民社會主導的方式哪一種更好，而在於這些不同形式如何進入彼此更深的理解關係之中——各自處理彼此無法觸及的部分。
如果沒有結構性的問責，文化實踐可能反而成為讓不正義變得可承受的方式，讓我們學會吸收它，而不是改變它。但制度性機制本身，則往往傾向程序化——變成可以完成、然後被擱置的例行任務。
這些草根實踐所提供的，並不是問責的替代，而是另一種尺度和視野。它們重新界定什麼可以被視為真實，不再只依賴國家所定義認可的框架。它們用自己的方式延長公共關注的時間，不受任何政府任期或期限所限制。它們持續生成、反覆推進、向外延展，拒絕「結束」可以被視為最終。
反對「結束」
剛到台灣時，我總是問身邊的人：你們怎麼看待這個國家的轉型正義？他們都很有禮貌，卻總帶著閃避。有一種遲疑，我一開始說不上來。
現在我明白，我問錯了問題。我問的是那些屬於國家的機制——命名、記錄、分類、確認、補償，然後結案。我在意的是程序與結果。但我所看見的，卻沒有那些清晰的輪廓。它散落在讀書會、志工聚會、音樂節、劇場工作坊、漫畫，以及那些難以開口的餐桌對話之中。也存在於那些沒有結論的爭論之間，以及那些無法稱為「修復」，卻仍然推動了某些變化的行動之中。
這些經驗動搖了我對「療癒」、「解決」、「結束」的理解。我開始珍惜某種更脆弱，也更向人提出要求的狀態：在那些尚未——也可能永遠無法被修復的事物之中，持續協商我們如何與之共存。
我的伴侶曾指出，「結束」往往預設一種終點：事情已經處理完了，可以往前走了——這是一種深受西方法律與心理學傳統影響的想像。但修復有很多種形式，沒有任何一種是「完成」的。
「當我們修補與縫合，我們其實是在允許自己回到那個傷口，與它一起工作，」他說。「即使疤痕已經形成，我們仍然可以回去照顧它。」這讓療癒不再是線性的進展，而更像是一種螺旋式的運動，每一次的回返，都可以改變我們如何理解這個傷口，以及如何與它共處。
今年的二二八，以及圍繞著它的各種活動，讓我明白，與歷史對帳，是一種共享且持續流動的過程——而充滿爭議的歷史，並非失敗，而是我們照料過去的一部分。它不會得到解決，或許也不應該被解決。然而，我們如何一起面對與清算，形塑了之後的生活。我很感恩能夠見證，並參與台灣這些溫柔而多面的歷史清算。